东京锦辉馆里，刘继业正在埋头挥舞着钢笔，一只手忽然搭在他的肩膀上，回头一看却见同志蒋方震拿着最新一期【江苏】，笑道：“文鹿这可是把我给卖了，浙江友人哈哈……想不到你真把我俩的讨论刊登出来！”
放下笔，看向眼前这个成城学校的同学、青年会里的同志、志气相投的好友，刘继业笑道：“还不是受百里兄启发。”
“文鹿年纪轻轻，就有如此见地实属难得，就连任公也夸赞不已，言及若你有时间也可往新民丛报投稿……若有空，也可为我所撰的斯巴达一文品鉴品鉴呵呵……”蒋方震用浓厚的浙江口音说着。
刘继业面露惊讶之色：“任公，乃是梁公启超？”
“正是。”
二十世纪初的梁启超经过与康有为力主维新变法，所写文章立论锋利、条理分明、感情奔放、痛快淋漓，加上文章一反骈体、八股之弊，反而使用白话文因此传诵一时，是当世中国最具声望的政论家、思想家。维新失败，庚子国难后，梁启超思想日趋激进，曾参与谋划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，更因鼓吹革命而与保皇派的老师康有为产生分歧，说出“吾爱孔子，吾尤爱真理！吾所不惜；与四万万人挑战，吾所不惧。”之名言。
直至后来听从康有为建议，于1903年初游历美洲，最终得出民主共和不适用于中国的结论，认为暴力革命只能造就暴君，因此重新开始支持君主立宪。后期与民报等革命派笔战，成为立宪派的精神领袖。
不过由于刘继业的穿越造成历史已改变，使得梁启超美国之行推迟了半年，此刻仍然待在横滨的家中努力编撰新民丛报，其思想也依然激进热血。
刘继业并不清楚历史已经产生了偏差；穿越前就知道有这么一号人，在穿越后的日子里，梁启超的大名便如雷贯耳。对于立宪派而言，他是维新志士，与老师康有为并称康梁同为领袖。对于革命派来说，梁启超的文章又起到了启蒙的作用，无数人通过读阅他的新民论才了解到民族主义，进而成为革命者。
此时的梁启超绝对是广大年轻读书人崇拜的对象。
“百里居然认识任公？”刘继业没有想到这个长相儒雅的同学，平易近人却不多话，文辞优雅，极有文学天赋，对时事颇有见地，于军事方面更展现出无比才华的天才般理想青年，竟然是梁启超的学生。
蒋方震谦虚地笑了笑：“在下不才有幸遇见先生，奉其左右，偶尔也为新民丛报写些稿子。”
“如果百里君方便的话，希望能为我引荐之。”刘继业满怀希望地说道。
“哈哈，等下我便要去横滨拜会先生，本想邀请文鹿同去。文鹿既有此意甚好，待我收拾后便搭乘电车吧。”
半个小时后，两人坐上了前往横滨的有轨电车。
在双层电车里晃来晃去，一边闲聊，刘继业有些好奇的问道：“百里兄，能说说你与任公是如何认识的吗？”
蒋方震哈哈一笑道：“你被我介绍给任公，我也是由他人介绍的，便是任公门下弟子、你我二人的同学，蔡锷、蔡松坡是也！松坡本是湖南人，13岁便中秀才的天才也！早在时务学堂时便拜在唐才常、谭嗣同、任公门下，师徒相交莫逆。我与松坡同庚同学，彼此都看得顺眼，便被他推荐给了任公。”
居然是蔡锷。
与蔡锷同学两个月下来，也算是熟悉了他的为人。稳重、成熟、不像其他同龄人般喜欢出风头，几乎令人怀疑是否真的是年轻人。平常话也不多，极少发言，但考试成绩永远名列前三，偶尔也会说出令人深思之语；更曾经写过‘军国民篇’这一在留日学生中广为传阅的大好文章，提出中国需要国魂。不过虽为天才，在学校内他没什么朋友，倒是确实与蒋方震来往密切，一下课蒋方震就喜欢跑到他的房间里吃饭。除此之外，似乎也与中国留学生会的理事长，留学生中极具威望的杨度交好。
原来如此。
蒋方震自是不清楚刘继业脑中转过何种想法，他笑道：“今日是礼拜六，估计松坡也在任公处；他颇为认同文鹿所言之国家主义，与其所倡导之军国民主义有异曲同工之效。”顿了顿，继续微笑道：“不过，松坡似乎还不知文鹿你就是愤怒青年，呵呵呵。”
如果说加入青年会是刘继业抵达日本后做的第一件大事，那么被蒋方震认可，并被推荐给当代大师梁启超和天才蔡锷，那就绝对让刘继业颇为期待了。
他很期待接下的会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