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此，市卫生局孔局长、柯书记多次找方主任谈话，从党的政策纪律到人生观、世界观，从历史唯物主义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，从实事求是到诚信做人，从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到新中国建立的伟大成就，从闭关锁国到改革开放，从社会主义建设的日新月异到国际形式的风云突变，从海湾战争到阿富汗，从谆谆教导到威逼利诱，谈话甚至超出了和谐社会之基本框架，发展到了带有虐俘色彩之关卡那摩特色。
然而，方主任在年少时期就读过《红岩》、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等一系列红色经典，是一位特殊材料铸就的党员，在广大干部群众的巨大压力下，可敬的方主任咬紧牙关，一声不吭，大有对抗到底之气慨。这把孔局长和柯书记逼得几乎要跳上办公桌。
要知道，市里已经发出了严查内鬼的指令，当然这一条指令的发出是隐晦的，因为，非典过后，中央已经确定了疫情“公开透明”的基本政策，只是，这一政策的具体贯彻实施，在全国各地还是有差别的，或者说，各地对于中央的这一政策，是有抵触情绪的，所以，上江城要严查内鬼，却也不敢大张旗鼓。
汪市长对于卫生局的行动速度大为不满。当然，市里对这所谓“内鬼”的定性，还是界定在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范畴。因此，不能让公检法等专政机构介入。调查基调还是希望这位内鬼，能够在党和人民的感召下，主动站出来交待问题，回到党和政府温暖的怀抱中。
正当市卫生局对方主任的正面进攻毫无进展的时候，市里主要领导暗渡陈仓，开辟了第二战场。
市里主要领导将清查内鬼的战场拉到了陈思思所在的《上江晚报》。
按照组织原则，《上江晚报》是上江城政府的喉舌，受宣传部直接管辖，按理说，要挖出给《上江晚报》提供疫情线索的线人，只要通过组织程序，命令记者陈思思交出线人的名子就行了，程序应该很简单。
但是，这里面的关系十分微妙，市政府在这件事上，不敢大动干戈。
原因是，自从非典发生后，中央对于疫情欣喜的基调是“公开透明”，按照这一基调，任何人不得扣压瞒报疫情信息，各级政府应及时准确向公众发布疫情信息。所以，《上江晚报》报道疫情，是符合“公开透明”这一准则的，是无可厚非的，上江政府不能以组织程序要求《上江晚报》交出线人，更不能处理记者陈思思。
政府的策略是，希望《上江晚报》主动交出线人或者内鬼，阻断《上江晚报》的疫情信息渠道，然后，再找一个借口，以其它方式处理这位隐藏在疾控中心内部的内鬼。当然，这种处理绝不会是“公开透明”。
按照这一策略，政府不便直接通过组织程序向《上江晚报》发出揪出线人的命令，而是通过非组织程序，向《上江晚报》发出暗示。
这个暗示，来自熊胜利的父亲，上江城前市委书记，目前已经退休在家的熊老。
熊老是向《上江晚报》发出暗示的最好人选。市里的所有领导都不适合出面，因为，他们是现任领导，领导出面，不管怎么说，都带有官方色彩，说起来，就算是政府干涉新闻自由。而熊老赋闲在家，没有官职，他出面只能代表个人意见，而以他的地位和威望，他的个人意见，又带有领导色彩，《上江晚报》必须高度重视。
熊老站得高看得远，思想深邃，目光敏锐，经验丰富，政治觉悟强，思想境界高，按通行说法，是党和人民的精神财富之一。
熊老认为，新时期上江城的经济建设是卓有成效的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，两个文明建设快速发展，但是机遇与挑战并存，问题与成就同在，关键是，成绩是主流，而所存在的问题，要在发展这个大背景下，一分为二地看待。对于上江城，乃至全国各地出现的各种疫情，应该从这样一个高度加以认识。
常言道，瑕不掩瑜。新闻媒体作为党的喉舌，应该大书特书新时期下党和政府所取得的辉煌成就，而对于一些不和谐音，应该有所保留，而不能和盘托出。否则，就是以偏概全，就是否定改革开放，就是制造恐慌情绪，就是破坏投资环境，就是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矛盾，就不能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和思想。
这种报道是绝对错误的！
既然的是错误的，就要坚决予以纠正！有关人员，要坚决予以处理！